作者：姜燕（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导学院副传授）
两千多年来研讨《论语》的著作不可胜数，而《论语》书名成绩却很少有人穷究。但是，《论语》书名的繁复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号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扳连《论语》的版本和传播成绩，的确值得探究。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编录，假云云说建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定名。这大抵切合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事先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白《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定名者，而定名“论语”的来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材料做了一番“论纂”的事情。这看上去很有真理，考诸内幕又并非云云。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准则，这还不克不及完全证实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大多学者以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别的，这个编纂团队，另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华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应了《论语》成书的繁复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标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不然，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位置，以孔子“名誉弥漫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静静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定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定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定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定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边“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内幕。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出名的“贤能对策”中以前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仿佛不克不及说王充犯了一个鼠目寸光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尚有缘故，即：孔安国从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天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致使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头广为传播。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多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接纳《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年代约莫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度稀有，人们不由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由于《论语》尚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讨，他以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另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年代仿佛没有惹起什么器重，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古代学者赵纪彬发觉、赞同、引申、发扬。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实《论语》别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算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抵可以推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可以证实“《孔子》为先秦旧名”。这分析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显如今先秦而是显如今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忽略。
晚周诸子书定名似无定例。大大多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办法定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定名的，如《李克》；以号定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定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定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定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固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品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相似，而定名办法又有不同：《品德经》是依据书的上下局部“道经”“德经”合在一同定名的，《论语》是依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划一有条理的事情定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纪录。弟子各有所记，搜集起来数目相当可观，听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厥后，这“数十百篇”的原始纪录，由于某些今世人不得详知的缘故，构成了多少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情势传播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称呼不成详考罢了。
到了汉代，早前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抵安稳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不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觉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官方藏书。这几个传本事先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偶尔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偶尔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另有别号，被研讨者常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号可否建立，还要做些具体察看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华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此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前人关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好坏常严厉，常常混用，两华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散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显现了混用的征象。这种征象足以证实“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自用的别号，而是多少经、子、史一类的文籍共用的别号。就共名而言，以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号，天然可以建立，由于《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厉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以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号，亦有理可据，由于《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盘的、综合的察看分析，不做攻其一点、掉臂其他的简便化处理，好坏常必要的。
《光芒日报》（ 2020年06月13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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