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到世界杯的舞台上。
1930年7月30日，在因庆祝通过第1部乌拉圭宪法100周年而得名的、专门为世界杯而兴建的世纪球场，凭借着下半场乌拉圭本土制造的“巫师足球”，东道主乌拉圭4:2逆转了潘帕斯雄鹰，获得了首届世界杯的冠军，国际足联主席雷米特把金光灿灿的女神杯授给了乌拉圭足协主席保尔。
比赛结束后，乌拉圭政府下令全国放假，举国欢庆，人们狂欢游行，首都蒙特维地亚市万人空巷，许多市民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戴绿，招摇过市。乐声袅袅，鼓声阵阵，震耳欲聋，成千个妙龄女郎在街上翩翩起舞，犹如国家庆典。
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一大便发现了足球在工人阶级中巨大的影响力，下令意大利队身穿象征法西斯政党的黑色球衣，每次入场都要行举手礼，全队统一高呼法西斯口号，完全将世界杯视作法西斯的展示舞台。
在“赢与死”的威胁之下，意大利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向世人展示了法西斯的“优越性”。
1950年，巴西人第一次举办世界杯。
其时，巴西刚刚了结束瓦加斯总统长达15年的威权统治，渴望向国际社会宣示巴西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包袱，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
但在心中，巴西人始终有疑惑：
不发达的热带国家能否同那些视其为“野蛮人”的欧美国家成功地竞争？
最终，那一场在巴西人眼里象征巴西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改变的决赛以“马拉卡纳失败”而告终。这一昭示了国家悲剧历史的结果在64年后再度以“米内罗打击”将巴西人再度拖入深渊。
1954年，国际足联成立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1954世界杯的主办国为国际足联的总部所在地瑞士。内心充满了战败国罪恶感和内疚感的联邦德国队上演“伯尔尼奇迹”，战胜了历史上的第一支超级球队、黄金一代的匈牙利。日后，德国政治学者海因里希宣称，这才是“德意志联邦真正诞生的日子”，将其视为德国人重新被世界接纳的标志。
在德国人的眼里：
伯尔尼的胜利是德国足球美德的诞生，是国家自信心的重生。
之后，联邦德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德意志战车在不久之后再度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
1966年，足球回家。
当届世界杯首次出现了吉祥物——一只穿着联合杰克旗的大英帝国典型标记的狮子威利。
吉祥物自此成为展示一个国家的文化风貌的优秀载体，并逐渐出现在了其它大型活动中。
1966年，足球回家。
当届世界杯首次出现了吉祥物——一只穿着联合杰克旗的大英帝国典型标记的狮子威利。
吉祥物自此成为展示一个国家的文化风貌的优秀载体，并逐渐出现在了其它大型活动中。
当届世界杯，慕尼黑空难的幸存者鲍比·查尔顿爵士率领英格兰队在决赛中战胜西德获得冠军，夺得了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座金杯。
直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德国人在又一次门线冤案中报了34年前门线悬案之仇。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卫星通信技术首次运用在世界杯的舞台之上，将世界杯带入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当届世界杯开始，FIFA官方要求阿迪达斯为世界杯准备专门的比赛用球。
第一款用球，便是我们如今看到的标准足球的样式：
1986年世界杯则是我个人眼中最伟大的一届世界杯——它真正意义上的定义了世界杯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在塑造民族和国家凝聚力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全盛时期，阿根廷属于大英帝国非正式的一部分，足球这项运动也随着英国势力传进阿根廷和遍及全世界。
足球运动在阿根廷打破了社会阶层的概念，深入当地人民心，发展出南美足球特有的风格，特别适合像马拉多纳这种不以身材高大取胜的足球员。
南美风格的足球重视个人技术，犹如舞步一般花俏的运球技巧，也让南美足球取得国际上的胜利，让南美国家站上世界舞台。
马拉多纳就是南美足球最完美的复仇故事，这位来自意大利移民和美洲原住民的血统，成长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贫穷的居民区的街头小子，将在这届世界杯后成为阿根廷的精神图腾；阿根廷人的自我想象；是阿根廷民族的救世主和全球左翼运动的符号性人物之一。
1982年，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引发战争，“英国人像杀死小鸟一样杀死了他们”。
马拉多纳本人是非常反对马岛战争的，他甚至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于阿根廷军政府的蔑视。但是，作为胡安·庇隆的信徒，马拉多纳希望能够保护整个阿根廷民族，并通过他的表演给无辜的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欢愉和宽慰。
在被后世称作为“诸神之战”的1986年世界杯八强战，阿根廷与英格兰相遇。
赛前，马拉多纳带领着阿根廷球员发出复仇的誓言：
“捍卫我们的旗帜，为死去的亲人们复仇，捍卫还活着的人！”
下半场第六分钟，马拉多纳将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巴尔达诺，后者的射门被英格兰后卫霍奇挡住，然后回传给守门员希尔顿。此时，马拉多纳高高举起了他的前臂，用迭戈之手扒窃了英格兰人的钱包，阿根廷1:0领先。
赛后，马拉多纳将这记手球称作“一半是上帝之手，一半是马拉多纳的脑袋”（A little of the hand of God, and a little of the head of Maradona），引申上帝是入球与否的最终主宰，以此进一步羞辱了英国人；
尽管我们在这场比赛前常说，足球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许多阿根廷年轻人死在了那里，英国人像杀死小鸟一样杀死了他们……我们这场比赛是一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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