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超会烧钱（狂烧钱的中超究竟多富？其实赔得一塌糊涂，不改变国足永远是笑话）

　　中超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42篇原创首发文章

　　最近一期的《吐槽大会》，国足队长冯潇霆坐上了“主咖”位置被嘉宾们轮番吐槽，场面甚是热闹。可吐槽归吐槽，事实却正如嘉宾林丹形容的那样：国足新闻很容易上头条，而其它体育项目得冠军也难成“主咖”。由此可见中国足球作为一个ID，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其实从未减弱过。

　　中国足球当然是复杂的，仅是足球就够复杂了，更何况前面还要加上国情。这使得中国足球从来都离体育很远，而离中国社会很近。不久前，中国足协财务咨询顾问普华永道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上公布了2016赛季中超俱乐部的财务收支状况，这样一份体育产业角度“用数据说话”的调查无疑更有利于人们对中国足球进行观察和思考。

　　

　　中国足球的“火”与“冰”

　　观察一个国家的足球理应从“国家队+俱乐部”的角度考量，要知道即便是在一些足球强国，它们联赛发展的水平也未见得和其国家队成绩等量齐观。拿比利时来说，国家队纸面实力很强，但其国内足球顶级联赛（比甲）的水平离欧洲五大联赛还有着不小的距离；英格兰足球的顶级联赛（英超）的商业化程度全球顶尖，不过英格兰国家队却常年在国际大赛中夭折。话说回来，虽然像德国这种国家队成绩好、顶级联赛（德甲）也在横向竞争中具备优势的国家并不多见，但绝大多数足球运动正常发展的国家，其国家队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都不会像中国足球这般畸形。

　　一方面是国家队连续三届赛事（2006、2010、2014）未能打进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最后阶段，最近一届的世预赛得益于赛事改制（最后阶段名额由10个上升到12个），才使国足有幸能够抢到一张末班车票。随着国足在去年9月份的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出局，国家队已经连续四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另一方面是中超俱乐部外战层面的强势崛起，以广州恒大为代表的中超球队在亚冠赛事中短期内确立了中国足球对日韩以及西亚足球的比赛优势，越来越多的足球投资人随即打出“X年夺亚冠”的宣传口号。

　　

　　体现在中国足球这里的矛盾和分裂通常情况下是由一线从业者来承担，即便他们从不是中国足球乱象的始作俑者。以广州恒大球员冯潇霆为例，前脚在俱乐部拿了中超七连冠和两次亚冠冠军，后脚要在国家队赛事折戟之后面临吐槽。直到作为第三方机构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将调查的数据公之于世后，舆论才得以更合理地直面中国足球的“火”与“冰”。作为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的中超，其2016年的营收数据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这无疑是揭秘“金元中超”乃至中国足球虚假繁荣的一道重要的突破口。

　　

　　“金元热”下看中超

　　普华永道公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超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平均收入4.43亿；总成本110.14亿，平均成本6.88亿。仅仅一个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总体亏损达到近40亿元人民币，超过其总收入的一半。中甲（次级联赛）的收支状况也不乐观，总收入10.92亿，平均收入0.68亿；总成本19.15亿，平均成本1.20亿，共计8.23亿的亏损几乎是其总收入的80%。如此严重的烧钱、亏损和歉收的数据基本奠定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现状，在这样的现状面前，任何对中超联赛有过关注、不盲目乐观、不对粉饰太平抱有执念的观察者都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足球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

　　

　　什么叫“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看看入不敷出的中超就全明白了！表面上风生水起、蒸蒸日上，实则不仅是在赔钱，而且赔得一塌糊涂、血本无归。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像人家财政状况良好的德甲巨头拜仁慕尼黑，这一家俱乐部2016-2017赛季的营收就高达6亿4千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且连续25年处于盈利状态。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财务积弊和非理性投资现象由来已久，各家中超俱乐部出于“军备竞赛”的考量一掷千金地引进天价外援和内援，在外媒之于中国联赛“人傻钱多速去”的热议声中，中国足球海市蜃楼般的强盛图景也纷至沓来。部分国企无节制地砸钱，民营企业也在刺激不公平竞争的范畴添砖加瓦，唯恐天下不乱的投资态势愈演愈烈，毫无主动刹车之迹象。

　　

　　足坛十大高薪中超占一半！！！

　　房地产商出于经济与政治考量，烧钱烧得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不断加码，这加剧了实为“企业联赛”的中超在国内竞争方面的“马太效应”。普华永道的数据中关于俱乐部收支极大值与极小值之比的分析也反映出中超“军备竞赛”之下的两极分化，收入最多的俱乐部与收入最少的俱乐部之间有50倍的差距，成本的差距则是38倍；中甲的数据更为畸形，俱乐部收入极大值与极小值为2080倍，成本之比则是81倍。

　　中超俱乐部的总收入比例分配为：商业赞助64%、赛事收入14%、球员交易11%、政府补贴6%、比赛日门票收入3%，其他收入2%。而总成本的比例分配是：人工成本67%、球员资产摊销18%、青训成本5%（足协新政要求15%）、管理费3%、比赛运营成本1%、其他成本6%。2015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成本仅为3.87亿元，2016年就涨到6.88亿，其中平均人工成本由2.16亿增加到4.63亿，增幅达115%。

　　在中超俱乐部的支出数据中，占比最大的是67%的人工成本。这项数据在英超是58%、法甲是56%、日本联赛是45%、德甲是42%，均小于中超在此节的消耗占比。中超球会在球员、教练员的薪酬待遇方面的支出比例过重，目前的结构已经影响了联赛商业化流程的科学性。比结构问题更严峻的是中超转会的实质并不符合市场和项目发展的规律：中超球会对于外援方面的支出分配占到78%，内援仅为22%；收入方面则颠倒过来，外援转会收入仅为19%，内援转会收入则是81%，其联赛实际水准和拜金倾向的败絮昭然若揭。

　　这组数据反映出的问题在于，天价外援登陆中超后很难通过转会为中超俱乐部创造价值，因为中超球队完全是靠与购入球员实际身价不符的天价将其招致麾下的。另一方面，国内高水平球员的稀缺使得内援的身价虚高，刚刚从降级的辽足转会北京国安的“U23”边锋胡延强，德国转会市场标注的身价折合人民币仅为98万，但其在中超转会的费用据传有“1亿”与“5000万”两种说法，前者溢价102倍，后者也溢价51倍。体现在这位辽宁籍边锋身上的案例是中超内援的普遍现象，在中国联赛被抢成宝，真要留洋根本卖不出去。一位曾在河北华夏幸福工作过的西班牙外教坦言，很多中超球员的实际水平连西乙B（西班牙第三级联赛）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挣得比西甲（西班牙第一级联赛）球员还多。

　　

　　在各家财大气粗的中超“豪门”在“买人抢人”方面漫天挥霍的同时，国内足球的青训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虽然略有增长，但相较人工成本仍在原地踏步。在2016赛季中超俱乐部青训方面平均0.32亿元的投入背后，中国职业足球松软中空的根基也就不难预见了。

　　

　　转危为安还是万劫不复？

　　普华永道的分析认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投资者结构过于单一，商业化运作还处于早期阶段，64%的商业赞助比重表明中超俱乐部的盈利模式仍流于传统，在门票与周边研发范畴所获甚低。过分依赖大股东输血的中超俱乐部，16家中有14家仅有一个投资人，只有两家拥有两个投资人，而英超球队过半数都是一个投资人以上。中甲俱乐部的收入比例最高的是球员交易（39%），地方政府补贴（19%）的相关占比也成了联赛特色。

　　目前的中超和中甲之所以很难盈利，原因在于各家俱乐部从保级到争冠、从内战到外战全都得靠烧钱维持，小本经营的俱乐部处境非常困难。没有人不想跟风，只有跟得起与跟不起之分，务实青训与梯队建设的俱乐部很难在与浮夸攀比、财大气粗的俱乐部的正面对抗中占据优势。而那些短期内取得成绩的俱乐部，没有天价外援当大腿，分分钟优势荡然无存，一夜回到解放前。

　　基于如此严峻的现状，2017赛季中国足协制定了以“限制引援”与“U23政策”为核心要务的“足协新政”。前者主要内容如下：制定俱乐部财务监管办法及运行标准，规范财务审查状况，对连续三年超过亏损标准的俱乐部不予准入；引援限价，对亏损状态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支出，足协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用，并将调节费用反哺青训和社会足球；加强对于俱乐部收支结构的管理，对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给予约束与处罚；着力实现教练“本土化”战略，促进联赛整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足协针对“金元引援”方面的限令看上去能对职业联赛投资过热的乱象药到病除，实际上这份“开源节流”的执行和监管则完全是未知数。比“限制引援”更能反映“新政”纸上谈兵属性的内容则是针对“年轻球员”的“U23政策”，它强令各家俱乐部必须有23岁及以下适龄球员进入首发位置进行比赛，宗旨在于为国字号球队培养高竞技水平的年轻球员。在刚刚过去的12月，足协将新赛季的“U23政策”升级到了2.0版本。针对过去的一个赛季众多中超球队将U23球员刷过数据后就匆匆换下的应付举措，2.0版本的“U23政策”又增设了每场比赛每队的U23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得少于本队外援实际累计上场人次的条款。

　　

　　规则制定者的逻辑是：外援当道挤压了国内球员的生存空间，而国内球员中的年轻球员在这种压力之下更难捞到比赛机会，所以要制定政策来保障他们的出场时间。但且不论23岁在足球世界里是否已与“年轻”毫无关联，人们更多应该认识到的足球规律在于——年轻球员打不上比赛是青训凋零、低龄比赛体系长期缺失的必然结果，政策层面的拔苗助长对于职业联赛的发展实际毫无裨益。足协不断更新的“U23政策”，是为解决“球迷日益增长的对国足的不满”与“中国足球低下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更是为了国字号球队拿名次、抓政绩的奥运战略修桥铺路。至于联赛观赏性、球队竞争力以及投资的稳定性，则统统不是联赛管理者首要考虑的对象。

　　联赛体系理应考虑商业化运营发展，而不是纯为国字号服务的；年轻球员理应在低级别系统比赛环境中通过竞争成长，而不应在顶级联赛被强制扶上位，享受政策福利优待。以上问题在没有被足协纳入合理考量之前，新政的怪病只会越生越多：比如当外援与U23的人数被相对限定后，大于23岁的国内球员的比赛机会实际上是被进一步压缩了；而那些U23球员一旦过了23岁，在身价与薪酬方面将面临全面贬值，政策会立即寻找新的合适对象；培养年轻球员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成熟，但成熟则面临着无球可踢的窘境，难怪有业内人士形容足协的新政2.0一言蔽之就是“让球员在23岁首发24岁下岗”。

　　

　　如果说中超“金元足球”的空中楼阁还可以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来形容，为解决跃进积弊所采取的拍脑门式新政则只能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来描述了。比巨额亏损的数据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资本其实从未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的主导力，政策风险转念间便可将中超带回不可捉摸的年代。足球规律、管办分离与踏实青训这些老生常谈，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仍然新鲜得犹如初见。中国足球之所以没办法真正发展起来，正在于真正发展足球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显得太缺乏必要性了，远不如头痛医头和表面装潢来得实际。笔者不由想起电影《绣春刀2》里锦衣卫沈炼的那句台词——“谁也救不了这世道！”

　　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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